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断,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 更取决于什么是学术问题、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发现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作为以人为中心、以人类社会文化为论域的学术研究,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来自人的生活世界，无论是有关普适性和一般性的宏观“大理论”还是面对特定社区或群体的个案研究,无论是实地研究或经验研究还是阐释性研究或评价性研究,问题都来自人的生活世界及其认知和研究中出现的尚未给予系统解答的疑问和有效程度尚不能令人满意的应答。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的问题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存在于或呈现于社会关系之中, 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发现有关人及其社会文化的真问题。 作为一种杜会职业的理性集体行动类型, 人文社会科学必须进循一定的学术秩序和规则，对问题的应答需要具备负责任的态度、可靠的依据、缜密的分析、清晰的表述等原则， 唯此才有获致有效的真知识, 也才有实质意义的学术创新。

问题是科学研究的起点和归宿。关于这一点， 中外学者的认识似乎高度一致。德国数学家希尔伯特认为，“只要一门科学分支能提出大的科学问题，它就充满生命力；而问题的缺乏则预示着独立发展的衰亡或中止”。已故中国哲学家高清海也认为，“问题是哲学的命根， 真见也要以问题为基础和前提。哲学的本性，真正说来，首先就在于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而且还得是自己所处时代的大问题、真问题。……回想过去，我们的哲学为什么起不了它应有的作用?我以为，关键就在于失去了‘问题’与‘真见’这两点”。他的这一观点后经刘大椿教授等的系统阐释，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学术圈内的共识，即问题意识的淡漠制约了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创新与发展。然而，数年过去了，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意识似乎并未明显增强，学术创新的呼吁也没有见到明显成效。如此看来，制约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症结除了“问题意识”淡漠之外， 恐怕还在于学术界如何去“意识问题”。因为从世学术发展来看，人文社会科学是否能够取得有价值和有成效的学术创新，不仅取决于是否具有问题意识，更取决于什么是学术问题、从何处发现问题、怎么发现问题和怎样应答问题。基于此，本文试图从学术问题的特征、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的来源和应答等论题切人，探究一下国内学术界的意识问题。

一 什么是问题和学术问题?

“问题”(“problem”或“question”) 一词的原义包含言语文本和事实经验两个指向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层面，前者指需要思考、回答、讨论、解释的题目或语句，后者指需要讨论或处置的疑难事项。在言语文本层面，指定的需要思考并回答或解释的言语，在给出的文本中不存在或者直接回答或解释的言语，要求回答者或解释者从已储存的经验和知识中提取与问题相关的信息并按照特定的逻辑结构进行表述，或者对已有文本中辨识和提取与问题相关的信息并进行重新表述。在事实经验层面，面对的需要讨论或处置的事实，因缺乏相关事实的完整经验而形成对事实及其演化方向难以判定进而难以选择处置方式，因此，需要汇聚多人及其经验和能力以尽可能对事实及其演化方向作出准确的判定，并以此为确定恰当而有效的处置方式，力争实现按照目标或最优方式控制事实及其演化结果。

无论在言语文本层面还是在事实经验的层面， 问题有以下四个最基本的特征：首先是应对的必需性。凡是问题，必定需要有主体作出回答或解决。有些问题要求在规定的短时段内作出恰当回答或妥善处理，否则就会对特定主体造成负面甚至是危机性后果；有些问题虽然对回答或解决的时段没有提出明确要求，但在未得到恰当回答或妥善处理之前，问题关涉者的隐忧就无法释怀、隐患就没有消除。其次是应对内容的非给定性。在问题的语境中，恰当的答案或妥善的处置方式被悬置起来，所给定的文本、经验和事实没有直接、完整、确定地呈现出来。再次是应对结果的非确定性。问题与其答案或处置方式之间的关系存在多种可能性，如应对与不应对、这样应对与那样应对、以特定标准为参照系的正确应对与错误应对、程度不等的恰当或妥善应对以及效果不一的应对等，也就是说，问题与答案或处置方式之间的关系是非确定性的。最后是应对过程的能动性。问题向特定主体提出采取应对行动的需要，这就意味着赋予其展示与发挥能动性的权利，因问题应对内容的非给定性致使应对者只有通过对已有文本、知识、经验、事实及其意义等相关联要件的爬梳、解读、解构并重构方能作出应答或有效应对，又因不同应对者所占有的知识、经验、事实及意义等资源的差异以及解读和建构能力的差异形成各不相同的应对方式和结果。

学术问题除了问题的一般特征之外还有什么特有性质呢？为了规避“不识庐山真面目” 的陷阱， 我们不妨从社会的视角解读学术界及其学术问题。

专门从事科学探索和学术研究的学术界的形成，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社会分工的产物。人类社会的演化史表明，每一次社会分工，目的都是通过提高生产效率和建构社会秩序以达到维系社会的正常运行并改善人的生活质， 而经由社会分工所出现的每个职业群体或阶层都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发挥着自身独特的社会功能以满足社会不同方面和不同层次的需求。任何一个职业群体都是人类社会演化过程中自然生成的组成部分，都满足着社会不可或缺的需求，发挥着其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否则该群体就会因缺乏与其他群体的能量交换而趋于消亡。作为社会分工的产物和特殊的职业群体，学术研究乃社会必需之“公器”，学者群体承担着不可或缺的社会职能，其职业活动的对象是整个社会甚至是全人类。科学史和学术史表明，仅仅是为了个人、为了由极少数人组成的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的学术研究， 即使能够在特定环境下产生轰动效应， 盛极一时，其结果终归是昙花一现；只有以整个社会直至全人类为最终目标并为整个社会或人类社会提供了有效真知的学术研究，才能得到历史的认可和后世的推崇。作为学术职业活动核心内容，无论是研究自然世界的自然科学的学术问题，还是探讨人及其社会的人文社会科学的学术问题，其目标都是整个社会甚至是全人类的。尽管其中凝聚着学者或科学家个人的创造性， 也不可避免地在表达方式和文本中或直接或间接地显露出个性特征和价值取向， 折射出特定时代、社会、阶级、民族等烙印，然而其最终指向是整个社会和全人类的， 其核心惫义是能够为整个社会所分享和受益的；而且，其受益或有效的范围越宽、群体越大和时间越长， 其价值就越高，影响就越强，意义就越重。也就是说，学术问题的有效时间维度、空间维度、社会维度与价值维度成正比关系。借用康德的经典语句来表述， 即学术问题具有“无目的的目的性” 特征，它不是为某个人及其特定目的，也不是为某个特定利益群体及其狭隘利益需求，而是为整个社会，为整个人类，具有社会性和公共性。

学术界或科学界职业活动社会功能的特殊性可以从与其他职业群体的比较中显现出来。

先来比较学术界与物质生产职业和实务职业的差别。学术界不直接从事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生产，无法直接满足社会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籍求，因而有别于畜牧业、农业、手工业及工业等职业群体；它不从事商品交换及其他一般可定价的服务，因而区别于商业和一般意义上的服务业；它不直接参与经济活动的组织与管理，也不直接参与运用军队、警察、法律及权力维持国家或社会的秩序，因而有别于企业管理、社会事务和公共事务管理群体。当然，学术研究活动与上述职业活动并非截然相别，而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如科学技术转化为物质生产的工具和工艺，应用经济学对经济活动的影响，经济管理学的思想和模式被企业界运用， 社会学研究成果转化为公共管理的内容，等等。然而，学术界职业活动的内容是知识生产，它对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的影响作用只能是间接的。也就是说，它是通过向实业群体和实务群体输送知识、技术、思想、观念等对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产生影响作用，而学者群体从严格意义上说也并不是以主体的角色担负物质生产、经济管理等实业活动和社会事务、公共管理等实务活动。因此，所谓的“ 知识经济”，无非是指商品及其生产和经营过程包含了更多的知识含量，对学术的依赖性比以往大幅度增强而已，并不是说学术界或科学界被企业界兼并重组，形成“ 学术产业”或“科学产业”之类的“新兴产业”。学术界与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之间既区隔又关联的关系决定了学术问题与物质生产、经济活动、社会事业、各个领域的管理性活动之间的张力。尽管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所研究的问题千差万别， 与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之间的关联有远(如数论、场论、理论力学、哲学、历史学)有近(如农学、林学、临床医学、工学、经济学、管理学、统计学)，但总是以这样或那样的途径来源于自然世界或生活世界，有效的应答结果也会以这样或那样的途径(如转化为工具、工艺、产品、认知模式、行为方式、管理理念、社会体制等) 回归到生活世界之中，不存在与自然世界或生活世界毫无关联、完全隔绝的学术问题。同时，严格意义上的学术问题又超越于具体的、个别的自然世界和生活世界事项，把握或应对自然世界或生活世界的单数问题的所谓“ 对策研究” 和“个案研究”， 倘若尚未探究出或抽象出内在关联的逻辑而提出在一定时空和条件范围内普适或有效的问题， 要么属于“前学术问题”即形成与解决学术问题的资料积累，要么属于“后学术问题”即学术问题的具体运用，与学术问题之靶还是存在着一定距离的。学术问题与实践之间张力的特征， 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建筑师的解释最为妥帖：“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学术问题是观念性的存在，与实践具有联系， 但尚未变成实践结果， 如果继续借用康德的表述， 即学术问题具有“非功利的功利性”，通过直接或间接的途径作用于人们的认知进而影响实践。

再来比较学术界与文学艺术界、宗教界之间的异同。与上述实践性职业群体相比，学术界与文学艺术界、宗教界具有更多的关联性和相似性，尽管有时会借助于实验仪器设备、雕刻刀或切割机、宗教法器等工具和实验物质、石材、经书等实体性物质， 其结果也会运用论著、作品、经典注解文献等媒介表达，但其核心却不在物质实体而在精神世界，社会功能是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这是其共通性。然而，其间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一，在功能上，文学艺术的审美意象和情感抒发给人以审美愉悦， 宗教构筑的幻象世界和精神家园给人以心灵慰藉，学术的智慧洞见和知识体系则满足着人们的求知欲望和实践理性，人的精神世界的“情” 、“灵” 、“知”分别被文艺、宗教和学术所拥有。其二，在构成上，情感、想象、幻想等对于文学艺和宗教来说是重要而内在的核心内容， 但对于学术来说它只是催发灵感的辅助剂而被排除在主体内容之外。也正因为如此， 美感神话传说能够成为文学艺术创作和宗教经典的文本的组成部分， 但却不构成学术文本的论据和结论。其三，在评价上，文学艺术只要能满足让人们的审美愉悦便被视为好作品，没有人会深究李白“ 黄河之水天上来” 诗句的可命性；宗教只要能让人的心灵得到安顿就会受到崇信， 没有哪个基督徒会因《圣经》说女人是男人身上的一根肋骨而否认妇女生育儿女的事实；学术满足的是人的知性，只有那些证据充分、逻辑严密并至少不被更多的事实经验反复“证伪”的论说才能被接受—牛顿的经典力学至今仍然是物理教科书的必讲内容，而其晚年提出的“第一动力”定律即“上帝之手”却只是科学史的故事而少人人提及，就是一个明证。由此看来， 学术问题是人类探究自然和人及其社会文化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如何有效探究并需要用相关事实经验确证的知性问题。

学者是众多社会群体中接受专业训练最长的群体。现行社会体制和学术制度设定，学术研究者的资格获得通常需具有博士学位。这就意味着，学者群体的资格获得必须经历逐级的专业训练，通过各种形式和连续不断地测试以获得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而获取职业资格后尚需通过竞争获得职位，并通过一定的学术工作的积累和竞争逐步晋升到高级职称。与其他职业群体相比，学者接受教育与专业训练的时间比一般劳动者长十五年左右，比其他专业技术人员一般也长六年左右，而独立承担具有创新性和艰巨性的大型科研项目在常规情况下至少需有五年以上的工作业绩积累和执业职称资格。立志于学者的社会成员，几乎需投人近一半的人生有效工作时间用于知识学习和专业训练，足以说明学术界与实业界和实务界相比专业化程度和复杂化程度更高。其中的原因在于：学术问题创新性特征决定了其发现与应答需经由长期的知识积累过程。学术问题之所以成为学术问题，一个必备条件就是创新性—要么是别人从未提出的问题，要么得出与别人不同的结论或观点，要么运用了别人没有用过的应答方法或方式，要么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新材料或新论据……总而言之是“发前人之未发”。而要达成这一目标， 一方面必须进行知识积累，借用牛顿的一句名言“如果说我看得远，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们的肩上”，即找到巨人们的肩膀并努力站上去，是学术问题发现与应答的前提；但是，寻找巨人们肩膀并爬上去，又需经过漫长而艰难的过程。另一方面，必须进行严密论证。无论是实证性研究还是分析性研究，学术问题的回答或解释都不允许像文学艺术创作那样任凭作者的主观世界自由挥洒，而必须经过严密的求证过程，或通过经得起验证的方法寻找到充分的证据或数据，或运用无懈可击的逻辑力量进行推论，否则无法成立。正因为如此，文学艺术创作可以在灵感到来之瞬间即可将作品一挥而就，有了李白“斗酒诗百篇”和舒伯特在酒吧的酒单上写出小夜曲的佳话；而学术界最著名的灵感故事是牛顿见苹果从树上落下而发现万有引力，姑且视之为真实的事件(现有科学史专家考证为虚拟的“神话”)，但从1665年秋季获得灵感到1685年春季在《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初稿中完整得出一切物体以万有引力互相作用的理论经历了近二十年的时间。由此可见，学术问题是经由严密论证从而具有系统性的创新问题。

总之，学术问题在服务对象、最终目标、社会功能、发现与应对方式等方面均具有区别于其他问题的特征— 服务社会或人类的公共性， 通过认知影响人们行动的实践间接性， 满足人们以事实经验确证为标准的探究自然和人类社会文化需求的知性， 以系统的严密论证为基础的创新性，等等。

二、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来自何方?

近代以来，学术界内部进一步分化为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两大类型，前者研究对象以世界自然为中心，后者研究对象以人及其社会文化为中心。

社会文化的主体是人，是人创造出、传承着、演绎着社会文化。由此，社会文化问题归根结蒂是关于人的问题，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最终都是在研究人的问题。之所以要对此特别强调，一方面是为了提醒人文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学者研究各个门类的社会文化时不要偏离或忘记了研究人的最终目标，另一方面是为社会文化问题的发现提供一条参考性路径。

既然是研究人的问题，不可避免地需要从人的类的特性人手。那么，究竟什么是人的类的特征或本质呢? 国内学者耳熟能详的莫过于马克思的两种界定：一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提出：“费尔巴哈把宗教的本质归结于人的本质。但是，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另一个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马克思在《l88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一书对人的特性的另一种表述是：“一个种的全部特性、种的类特性就在于生命活动的性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这两个定义给人文社会科学发现问题与回答问题的启示是：首先，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那么， 人的本质问题就存在于社会关系的总和之中；其次，人的本质既不是单个人的特性，也不是固定的和抽象的，而是群体的、社会的、具体的、变化的，那么，人的问题就只存在于具体且变化的社会生活之中；最后，人的类的特性是自由的自觉的活动，而不是固化的抽象物，故而人的问题就在人那一刻也不停止且瞬息万变的活动之中。

作为类的特性，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之复杂性、流动性、选择性和创造性远远超过任何一种物质活动和任何已发现的其他生命体的活动，这就规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学科和方法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至今，人文社会科学已进一步细化出众多的学科—既有研究“死”了的人类社会的考古学，又有研究“活”着的社会文化的人类学；既有研究文献的历史学，又有研究现实社会的社会学；既有以人类为中心把自然、社会、思维等一并纳人进行整体性研究的哲学， 又有对人类及其生活世界分门别类研究的经济学、法学、政治学、文艺学，等等。同时，各种各样的研究方法不断被发明与运用—既有定量研究， 又有定性研究；既有把研究对象纤毫毕现的“ 民族志方法”， 也有玄奥抽象的思辨方法; 既有长期混迹于民间或“异文化”进行参与观察的田野调查，也有终身隐遁书斋的“纯思”。无论是传统学科还是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 也无论是客观性的、实证性的、说明性的方法还是主观性的、评价性的、理解性的方法， 都是对人的“ 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之不同领域、不同侧面、不同过程和不同特性的探索与解读， “ 条条大路通罗马”，最终归结到增益人自身的认知和实践。

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之外显方式就是以社会实践为核心的“生活世界”，其结果就是不断地建构出由变动不居的社会关系编织而成的复杂多样的社会文化之网。因此，不论众多的学科、庞大的队伍、各异的方法、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所提出的问题数如何多、差异如何大，若略做抽象概括而求其苹苹大者，人文社会科学林林总总的问题却又可归人两大类型：一类是直接面对或研究焦点为社会文化实践问题，近到当下出现或学者身边的经验事实， 远到上古或异国他乡的事件和人物，具象到各种个案研究、实地研究、民族志研究、经济运行分析、应用对策研究，抽象到马克思当年研究的阶级冲突和剩余价值等，都是对特定时期特定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与发生着的实践问题的研究；另一类是直接面对或研究焦点为社会文化实践研究的方法问题，宏观到辩证法、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结构主义以及各种理论学派研究，微观到访谈方法、问卷设计、数据收集、文献查询、验证方法以及某个思想家或学者的研究，涉及的都是学者如何研究的问题。前者的研究可以称之为“实践问题” 或“ 经验问题”，后者的研究可称之为“方法问题”或“元问题”。

实践问题与方法问题之间既有区别也存在着相互依存的内在联系。两者之间最基本的关联， 不妨用挖矿的分工以喻之：前者类似于在矿山挖矿， 后者相当于制造挖矿工具和探讨挖矿方法—如何制造与改进工具、提出怎样的挖矿方案等问题，都来自矿山挖矿的藉要。因为挖出矿石、更高效率地挖矿是目的，制造工具和探讨方法是服务于挖矿的手段。事实上，人文社会科学所研究的两类问题之间的关系也莫过于此：发现、解释、回答人及其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根本目的和职贵；方法论问题，无非是为了让人们更全面、更准确、更深刻、更有效地认知、发现、解释与回答社会生活的实践问题而已。前者提出需要，后者给予满足；前者提供经验和案例，后者进行归纳和总结，两者之间是目的与手段、需求与供给关系， 这可以用下面的图来表示:

这就是说，实践问题的研究直接面对社会文化实践并对之进行研究与解释，而实践问题的研究获得了结论、经验或遭遇到困境、出现偏差，需进行总结、归纳或反思、完善，方法问题的研究应运而生；方法问题的研究结果再被运用于实践问题的研究之中，能够更准确、更妥帖、更深人、更系统地研究实践问题。人文社会科学两种问题的研究形成了共生、互动与循环。

从中我们还可以看出， 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 无论是研究实践问题还是研究方法问题， 无论是应用研究还是基础研究， 也无论是形而下的现实问题研究还是形而上的哲学问题研究， 间题都或直接或间接地来源于社会文化。换言之， 社会生活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问题。既然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来源于社会生活，那么无论是直接研究社会生活的实践研究，还是研究如何更有效地认知与研究社会生活的方法研究，都应该把目光转向社会生活即“生活世界” — 接触、感受与思考生活世界的状态，发现、提炼、解释与回答生活世界存在着或提出的各种问题。

总之，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就在丰富多彩的“生活世界”之中，应答人的“自由的自觉的活动” 即社会关系过程所呈现与产生的没有给予系统应答和未能得到满意系统应答的问题就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真问题” ，通过对“生活世界”的“真问题”的应答以更深人、更全面地解答“人的问题”是人文社会科学的最终目的。

然而，环顾当今中国学术界的现状，大多数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者长期盘植于自己狭小的书斋，忘却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对象和根本目的，不愿也无力审视问题丛生的生活世界，失去了直面、感受和言说生活世界及其问题的能力而陷于麻木不仁和“失语” 醉心于概念演绎的抽象世界， 致力于“纯思”的逻辑推论，只能挖空心思或无病呻吟地闭门“制造问题”和自说自话，学术研究与其“真问题”的产生方向渐行渐远甚至南辕北辙；与此同时，那些源远流长、意涵丰富、地域和民族差异显著的社会文化命题及其急剧变迁过程中迫切需要深人研究与理性解释的现实问题，却又难以进人学者的视域而被尘封在学界之外! 这一局面的形成，与中国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形成的“君子远鹿厨”的社会分层传统有关，也与中国学术界缺乏近代科学的浸染相关，更是时下愈演愈烈的浮躁学风的产物。因此，走出象牙塔，戒除“概念游戏”的癖好，摆脱书斋的困境，直面与解释生活世界，是寻觅到人文社会科学真问题的关键所在。

当然，“真问题” 的缺乏也与人文社会科学学科不断分化与细化的状态有关。在目前学科之间的鸿沟趋于扩大的态势下，共同话语的通约性越来越小，合作互动更是难上加难。它所呈现的状况与现代城市居民的生活样态颇为相似：居住在同一幢楼、同一个单元、同一层楼，多年门对门相向而居， 却不知对方为谁! 在这一格局下，各个学科的目光只盯着自身的研究对象— 经济学家在经济数据里反复建模测算，社会学家不断进行问卷调查，人类学家不停地调查搜集文化事项，法学家一头扎进法律法规和诉讼案件中不肯抬头—学科研究对象的“ 树木” 越来越清晰，可这些树木生长在哪片“森林”里却少有人过问，离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整体目标也是与最终目标渐行渐远。

由此可见，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的问题意识淡漠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仅只在自己的主观世界中想象学术问题和从学者之间的互动中去拟构学术问题，而不善于也不愿意直面生活世界中的社会文化实践去发现学术问题; 另一方面，“画地为牢”并“驼鸟觅食”地在各自的学科辖区和材料内去爬梳学术问题，而忘却了解答“人的问题”的根本目标，不愿与其他学科合作为了共同目标携手并进。问题意识淡漠的根源在于学者的意识问题。

三、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怎样应答?

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因研究对象性质的不同、研究者与研究对象关系的不同而形成了问题应答方式的巨大差异。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是物质性的，具有更多的确定性和一般性， 即使存在差异性，差异形成的因素大都可以通过实验等手段确定或排除； 加之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一般不存在利害或价值的相关性，表述工具为所指明确和能指简洁的人工语言，故而其问题的应答方式主要为验证式和推导式两种，所生产的知识总体上属于“法则性知识”，可以分别依据经验事实或实验事实和逻辑关系进行证实或证伪。而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对象的核心是人性， 而人性从根本上看属于非物质性的，具有历史、社会关系、文化等语境的变易性和主体的主观意义性；同时，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之间既存在着相互理解上的主体间性又可能存在着利益或价值的关联性，加之表述工具主要采用意指繁复的自然语言，形成了其问题应答方式的多样性和个性化( 如科学主义者极力倡导采用说明式或描述式，人本主义者则积极推进理解式或评价式， 甚至形成了水火不相容的对立格局)，使得人文社会科学所生产的部分知识带有明显的“表意性知识”特征。因此，为人文社会科学问题应答方式确定规则是非常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无规矩不成方回”，人文社会科学界的基本秩序没有最基本的规则就难以维持， 故本着“有聊胜于无”的原则，笔者试提出几条不成熟的建议。

首先， 应答的态度必须是负贵任的。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界对问题的应答态度存在着三种不负贵任的表现：一是草率从事，妄下结论。有些学者不论是否做过系统调查和有无前期研究，凡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都敢予以回应，并在缺乏深人研究的情况下草率涂鸦成文公诸报刊；而且，凡是高级别项目都千方百计承揽，并转包他人(有时甚至是缺乏系统学术训练的学生) 以结题交差。二是价值偏移，屈从权力。在问题应答时，有的学者屈从权力权威而按领导的旨意做结论，致使一些发展问题的研究变成领导的学术话语设释，或无法实施，或实施后造成损害公众利益、破坏生态环境的恶果;有的学者屈从财产权威而从某企业的利益角度出发做结论， 导致多数所谓“可行性论证”成为“裹着糖衣的毒药”，蒙骗管理机关和社会舆论。三是视学术为“私器”，服务自我。有的学者把问题的应答完全当作评聘职称和建构个人地位等一己私利的谋取工具，也有的学者视之为自我陶醉而别人受罪的“卡拉OK式自娱游戏，异化了学术研究的社会“公器”属性，毁坏了问题之学术应答的权威性。作为专门化的职业群体，学者及其所生产的知识在社会拥有一定程度的权威性，社会成员大都对之抱有期待和崇信的态度，从而产生或引导社会实践或释疑解惑或益智利行等各种形式的“社会用途”，而作为以人及其社会文化为研究对象的学科门类，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应答对社会观念和社会行动的影响与作用更直接、更显著。因此，为了避免歪曲、误导及损害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生产的社会公信力，问题的应答无论采取实证式、说明式还是解释式、评论式， 也无论是客观描述还是思想创新，都么须坚持增进社会公众利益、维护学术客观公正性、提供有益有效的真知为原则，以对社会和学术负贵任的态度“谨言慎行”、“三思而后行” 。

其次， 应答的依据必须是可靠的。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界在问题应答的依据上存在着以下两种缺陷：一是孤证化。在问题应答时，有的学者不努力探寻与合理调适理论预设与社会事实之间的吻合度，而是以确立个人的理论观点为唯一基点，从社会生活中或文献中拈出个别非冲突性的案例作为佐证， 对大最无法确证甚至呈现出明显的证伪关系的社会事实和个人经验里若阁闻地不作任何解释。二是碎片化。有的学者不对所引证的社会事实发生的特定历史背景和社会“场域”作出界定， 随意把发生在不同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中的社会事实用“ 连根拔起” 的方式移人文本中，形成了被恩格斯所嘲笑的“把鞋刷子综合在哺乳动物的统一体中”“ 因此就长出乳腺来”的荒唐结论。的确，人及其文化的符号性和意义性、人类社会的建构性和变易性、人际之间交互的主体间性、社会生活的不可重复性等特征，使得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应答不可能照搬自然科学的实证、证伪、完全归纳及重复验证等方法，理解、阐释、评论等应答方式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在一定程度上说它是“一种探索意义的阐释性科学”。但这不等于说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应答完全是学者主观意识的自由表达而没有任何“客观性”和“真理性”。首倡意义阐释的马克斯·韦伯认为: “如同所有科学的观察，任何对意义的设释，都是追求一种` 确证’(Evidenz)。要理解的确证可以有两种特质：(a)理性的(逻辑的或数学式的)； ( b) 拟情式的再体验(情绪的或艺术哲学式的)。” 作为专业化的人及其社会文化活动，不论是实证还是理解，人文社会科学的问题应答都需要以可靠的社会事实和完整经验为依据，包括“拟情式的再体验”的确证。鉴于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缺乏足够的有关中国社会文化实地研究的学术积累， 学术界对生活世界的社会事实及其经验存在着普遍的碎片化和表层化的现状， 笔者在此呼吁， 学者应亲历问题“场域”并进行参与观察和理解体验的实地研究。从文化整体观的视角把握“问题场”， 从文化相对论的立场理解问题形成的根源， 从文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解释问题当事人的主体经验。

再次， 应答的分析必须是缜密的。人类意识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便是在经验到的事物或事项及其构成要素之间建构包括因果关系和相关关系(正相关或负相关、强相关或弱相关)等各种关联性，人们的日常生活实践几乎离不开现实性的和想象性的关联性建构，或顺从已被经验确认的和被观念支配的关联性，或建构与重构属于自己的关联性，然而专业性的关联性建构与解构的职贵却交给了学术界，学者们成为为人类社会关联性建构与解释提供理性、系统且可靠( 在相对的意义上) 知识的“专业人士”。也就是说，物质世界的各种相关性的专业化建构与解释交给了自然科学家，人文世界的各种相关性的专业化建构与解释交给了人文社会科学家，学者们对关联性的解释承载着社会的期待和信任。尽管人文社会科学因其研究对象的特殊性使之无法建构出类似于牛顿经典力学定律那样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无可争议的确凿性关联， 但毕竟是专业化和权威性的人文世界关联性的分析者、探究者、解释者和建构者，因而必须缜密地探究、建构与解释关联性，所作出的问题应答应以完整、深人、系统和可靠的分析论证为基础。近年来， 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对量化研究方法的运用越来越多，或多或少缓解了自然科学界和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缺乏科学性”的低垢，然而，人及其社会文化研究没有必要也不可能完全使用量化方法，定性或质性方法必将长期甚至永远大量存在，但应答的填密分析是必不可少的。目前人文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存在以下几种不足：一是分析的缺位。一些研究特别是实地调查研究，经常满足于调查资料的罗列而不做应有的分析论证，致使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后所申报的成果没有达到学术应答的层面而处于资料收集的“前学术问题”的阶段。二是分析的错乱。有些研究把相关资料分门别类堆砌后之后仅做简单分析或没有分析就得出结论，读者一旦细究， 实在弄不清这些结论是怎么得出的。三是分析的简化。有些研究对问题的回答非常随意，甚至前后句子之间没有任何逻辑联系，很少顾及社会事实的因果关系或相关关系的逻辑分析，有时其分析的严密性尚处于非业内人士的水平。学术界之所以需要专业化、从业人员之所以需要接受时间漫长而严格的专业训练， 一个根本性原因在于学术问题的应答不能停留于日常生活的经验推断和简化的逻辑分析，必须经由“小心求证”的艰苦过程， 上升到包括深人性、系统性和填密性等要求在内的学理性层面。

最后， 应答的表述必须是清晰的。自然语言的多义性和歧义性，为文学创作构筑意味隽永、一唱三叹意境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 但却使以自然语言为主要表述工具的人文社会科学遭遇到含混模糊的陷阱，其中最集中地表现在概念尤其是基本概念(范畴) 之上。学术概念既蕴涵着研究者对问题的分类方法和解释路径，又是研究者对问题的应答内容的关键节点，因此，历史上的学术大家对范畴的研讨高度重视，如古希腊时期的亚里士多德专门写出《范畴篇》创立了十个范畴，18世纪的康德提出了包括十二范畴的先验范畴论体系。目前人文社会科学在问题应答时经常出现范畴的误用、滥用、指代不清、前后矛盾、食洋不化或为了彰显个性而生造语词等等弊病，不仅给读者和初学者制造了匪夷所思的信息路障，而且越来越多的“语言垃圾”挤占了本来就非常有限的学术空间， 妨碍了学术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功能的有效发挥。朱光潜、宗白华、费孝通等所运用的范畴，虽然为数不多，但却简洁明晰、通俗易懂，一语中的。学术大师的学术风范告诫我们，不是表述越玄奥就意味着学问越高深，也不是概念越生僻就意味着知识越广博，概念和表述把别人抛进云山雾海往往因为作者自己的思想还处在云山雾海，而读者和社会对学术寄予的期望却是清晰的洞见!

来源：学术月刊、墨香学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