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市场经济中的不良现象向学术领域的不断渗透,随着以量化为主导的学术评价越来越强势,学术期刊受到了双重压力的夹击,由原先的边缘地带被推向风口浪尖,屡屡成为被质疑、被抨击的对象。早在2012年《中国社会科学报》就发表《祛痈扶正,学术期刊治理势在必行》的报道,记者在文中指出:学术期刊乱象纷纭,存在买卖版面、违规增刊、页数增多、“假刊”、虚假引用等现象,“诸多乱象是期刊异化的产物,严重败坏期刊自身形象,玷污学术风气,令学者深感忧虑乃至愤怒。”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期刊,显然不公平。不过,现状确实令人担忧,在某种意义上说学术期刊得病了,而且还病得不轻。在笔者看来,主要存在以下乱象。
乱象之一:“假刊”牟利
“假刊”现象早在上世纪90年代就已出现,据《法制日报》2001年报道,河北省承德医学院学报某些编辑人员为了捞钱,竟私自出版盗版学报,受到了新闻出版部门的查处。据《中国青年报》2013年报道,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早在2000年就已合并至北京交通大学,但《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仍在出版,每月出版3期,收取版面费。为骗取外界信任,该学报还伪造了《期刊出版许可证》和学报官方网站。《北京电力高等专科学校学报》(社科版)2013年第2期共刊载了259篇论文,涉及我国除港澳台外的31个省(区、市)的340名作者,其中既有副教授、教授,也有小学甚至幼儿园教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查明这是典型的“假刊”,根本不具备法定出版条件,因此依法予以注销。
乱象之二:增刊泛滥
增刊是指由新闻出版管理部门批准后在正常刊期外增出的刊物,原本是为了解决刊物因刊期、篇幅所限,导致供过于求矛盾的一种变通办法。根据有关规定,每本合法期刊,一年可以出版1-2期增刊,并可适当收取一定数额的工本费用。由于增刊的主管单位、主办单位和刊号都与正常周期出版的刊物完全一致,不能称之为非法出版物或违规出版物,所以具有一定的“官方”背景和市场需求。不少学术期刊看到了“商机”,争先恐后地出版增刊。一时间,出现了形形色色的增刊:有待价而沽、不计稿件质量,只要给钱即可发稿的增刊;有出让增刊编审权,由某组织或个人买断编审权的增刊;有由几个编辑分版承包组稿合成的增刊;有企业或单位赞助因而也主要刊发这些单位作者文章的增刊。
学术期刊出版增刊,既有经济利益的驱动,也有“职称稿件”的压力,致使一些质量低劣的文章得以发表,并堂而皇之地以合法身份进入学术资源库中。2005年,教育部曾通报批评了《现代中小学教育》滥出增刊,以此作为创收手段,“严重损害了高校期刊界的形象,腐蚀了编辑队伍,破坏了出版工作秩序,在社会上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乱象之三:买卖版面
据了解,国内自然科学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当时因纸张、出版及发行费用急剧增加,绝大多数科技期刊出现亏损,且数额日益增大。为解决这一棘手问题,1988年中国科学技术协会出台了《关于建议各学会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的通知》。《通知》称,“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是各学科领域全国同行共有的论坛和财富。在经费问题上,除受托承办单位给予支持外,还应该争取各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收取论文版面费是合理的,也是可能的。因此,建议各学会的学术期刊收取版面费。”不过,《通知》还特别强调学术期刊“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出卖版面,使期刊质量受影响。”人文社科学术期刊买卖版面的始作俑者虽已无从查考,不过搭车跟风的现象却屡见不鲜。跟风者之所以热衷于“跟”,归根结底都是利益驱动。其实,国内办得比较好的人文社科学术期刊都不收版面费,恰恰是一些经费短缺、学术水平差的期刊收取版面费,刊物越编越厚,论文越发越短,钱越收越黑。论文买卖,买了利益卖了学术,发表的多是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从而陷入恶性循环。
乱象之四:学术平庸
有人以“井喷现象”形容学术论文近年的生产和发表。在这种虚假繁荣的背后,是数量与质量的不成正比,是学术质量不高、学术观点雷同、论证重复的平庸之作泛滥,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大量发生。教育部科技发展中心的基本科学指针统计显示,1997~2007年的10年间,在前145个国家中,我国论文总数排第13位,论文引用数排第6位,但单篇论文的平均引用数却位居第117位。
学术平庸的主要表现形式是低水平重复、肤浅分析和搞噱头吸引眼球,其本质特征是思想能力的缺失,阿伦特称之为“平庸之恶”。平庸之作表面上看具有某种吸引力,其实是无聊的伪学术,不可能长久。学术平庸对学术的蛀蚀,比学术不端更为普遍、更为严重,因此也更难揭露、更难治理。学术平庸与鸡肋期刊,互为因果,恶性循环,这是对学术生态的巨大伤害。所以,不少有识之士呼吁:拒绝平庸,超越平庸!
乱象之五:虚假引用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发布平台具有学术评价的功能,同时作为期刊主体又是被评价的对象。专业评价机构借助行政权力部门的青睐,高举“量化评价”的指挥棒,通过采集各种引文数据对学术期刊分等定级,并发布排行榜或排名表,一时间搅得周天寒彻,进入者弹冠相庆,落选者垂头丧气。
有的期刊为挤进核心期刊的行列不惜造假,拉帮结盟互相引用对方的论文;有的期刊要求作者提交的论文必须引用本刊发表过的论文,以提高影响因子;有的期刊公开悬赏学者在CSSCI来源期刊发表引用该刊的论文;有的期刊为不跌出排行榜或排名表,甚至施加各种糖衣炮弹;有的期刊为了迎合核心、来源期刊评选的偏好,更在选稿、用稿和参考文献等方面投其所好,逐渐丧失了学术个性和活力。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买卖版面、违规增刊、页数增多、“假刊”、虚假引用等现象,看似乱象纷呈,各不相同,但从中都可以看到利益纠葛清晰的影子,这是诸种乱象的共同动因。近年来,学术期刊与学术乱象、权学交易和钱学交易等不良风气越来越多地联系在一起,确有少数期刊人难辞其咎。他们丧失了道德底线,把学术期刊作为谋取私利的资源,暗箱操作越来越多。
必须指出的是,与学术期刊乱象同时存在的是学术乱象和评价乱象,三者之间是有紧密关联的。事实上,学术功利主义笼罩着整个学术生产体制。当下的中国高校,可量化的学术研究被抬高到空前的、过度重要的位置。学校是否优秀,教师是否能够升等、研究生是否可以毕业,科研的成绩单成为最重要的衡量指标。
老师的教学可以马虎、学生的毕业论文可以勉强通过,但只要有相当量的论文发表,便一俊遮百丑。多数高校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升等要求,都有严格的论文发表量规定,而一个大学每年的论文发表篇数,都影响到官方和民间的各种大学排行榜的位置,是大学领导政绩工程的核心部分。于是千军万马写论文、拼数量,就像大跃进时期的全民大炼钢铁,产量是最重要的,而质量如何,倒是其次的。
功利主义太重,学风浮躁,就会急功近利:急于发文章、急于拿学位、急于出专著、急于评职称、急于争课题、急于成名家。“当学术研究中的非学术因子成为一种主导时,不仅带来研究者的精神变异,更带来学术的社会性危机,最终使学者和学术都失去了社会的公信力。”一言以蔽之,我们在抨击学术期刊、学术评价乱象的时候,不能忽视或者遮蔽了体制所应承担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