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管理学报》编辑部计划出一本文集，总结本土管理研究的发展，邀请我为“路径与方法”篇的一组论文写编者按，后来文集没了下文。在此分享这篇编者按，希望在西方学界开始反思管理研究的使命与范式时（请见www.rrbm.network)，国内同行也能先走一步，不要被“自信”和师傅束缚了手脚。

现在国人会明显感受两类空气：清新的和雾霾严重的。清新的空气环境本可以自然拥有，对人的健康有利，但在多种人为因素的作用下，它已经成为国人的一种期盼，有时候甚至是一种奢望。为了天天获得健康清新的空气，我对家里的空气质量进行检测和管理，途径是除去空气中的有害物质，尤其是pm2.5。方法是选择性使用能够除去这些有害物质的空气净化器，还空气以本原，促健康可保持。管理方法虽简单易行，但需要有相应的科学知识、技术手段和经济支持。

如果问现在哪种空气更有中国本土特色？我们应该很容易达成共识，是雾霾比较严重的空气。虽然国人已经适应在重度雾霾中生存，雾霾也是一种常态存在，研究空气管理的目的是要把重度雾霾作为中国特色保持下去吗？显然不是，我们需要拨开雾霾见天日。本土管理研究也应同此理。

从历史走来的社会文化中既存在优良的传统，也不可避免地遗留下大量不利于人类健康生存的文化“雾霾”，有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中国尤其如此。人类管理实践的发展在过去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大都是压抑甚至是摧残人性的，人性逐步回归企业管理是最近几十年的事情。这个历史事实是我们作为管理学者必须首先要面对和牢记的。今天，伟大的中华民族走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路口，毋庸置疑，中国管理学研究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可避免地会产生极其显著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多大程度上是积极的？有多重要？面对颇有微词的管理研究与管理理论现状，作为富有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的管理学者，我们需要停下来好好反思一下：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走什么路？如何更有效地进行管理研究以促进管理学的可持续健康发展并引导本土企业提升管理水平？这也是本土管理研究路径和方法文献关心的两大核心问题。研究者试图反思和探讨相关课题，我们在研读时需要留意和思考以下三方面问题。

第一，注意研究作者分析和解决问题的出发点与隐含假设。它可能是某种视角、逻辑起点、经验性假设或研究目的。读者在阅读时需要细心辨别不同作者分析问题的出发点和解决问题的目标。

路径选择与希望实现的目标关系密切。实现同一目标可能有不同的路径，正所谓“殊途同归”；但错误的路径是不可能实现预期的目标的，这可谓“南辕北辙”。因此，在我们讨论中国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发展路径时必须首先考虑发展本土管理研究的目标。作者们主张的研究目标不同，选择的研究对象也自然会有差异。不同目标选择背后可能又隐含着对科学理论的不同信念。这是读者在研读相关文章时需要首先注意的。

有人主张管理研究都是价值观嵌入的，本土研究应该从考察本土情境出发，通过挖掘本土化的管理思想，发展本土理论。有人假定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理论与西方已有理论相比一定存在独特性，理由是中国社会数千年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使其具备了与西方社会完全不同的制度和文化，因此主张开发情境特定的管理理论。也有作者相信中国情境下的管理知识具有高度的特殊性，在中国管理实践中，我们往往无法简单地采用那些普适性知识给以令人信服的解释，因此，本土管理研究的目标就是建构地方性管理知识体系。

当然也有作者持有不同观点，认为中国管理实践研究的目的，应该通过探讨有中国特色的企业成功之道，形成具有全球视野、普遍价值和推广意义的理论体系。主张本土研究应该充分继承管理学现有的理论与方法成果，而不是另取炉灶，并在运用和实践过程中丰富、完善、发展适合国情的管理理论。这一过程需要审视中国文化传统，主张研究本土管理学时，一定要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存在的糟粕和不足，做好扬弃和升华工作。

在研究中国本土管理时，目的是理解中国本土管理现象，建立地方性知识，还是着眼于探索中国优秀管理实践背后的理论逻辑与规律，以帮助中国企业在全球化时代发展得更好？虽然这两类研究都很必要，但其研究成果的未来命运会有很大不同。如果要解决“是什么”、“为什么”、以及当前“怎么样”的问题，从文化传统和现实案例出发进行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但如要研究中国企业如何管理才会更好或者应该如何管理，那么就需要考虑管理本身的规律了。这时必须要考虑人性特点、组织本身的运行规律、以及企业经营活动的规律等，这对案例选择就提出了更严格的要求。

总之，读者需要清醒地认识到，虽然管理实践与文化关系密切，但并非所有管理文化都能遵循与反映管理规律，文化雾霾只会掩盖乃至破坏管理规律，从而产生人的异化和组织的异化。而文化一旦形成，其延续能力是超过人们想象的。如果对中国组织情境中的管理现象不加选择地进行研究，只可能帮助人们理解当今的社会与组织，而不一定会促进管理理论的发展和组织管理的进步。因此，在我们讨论中国管理研究的路径选择时需要深入思考和面对一个重要问题：发现管理理论的边界条件和前提是什么？

第二，注意研究作者主张开发本土管理理论的理由及其使命。在分析本土管理研究应该选择什么道路的时候，往往有学者认为，因为西方管理理论不能很好地解决中国本土企业的管理问题，因此需要开发本土管理理论。这一命题看起来很合理，其实是睁眼说瞎话，逻辑前提并不符合实际。因为一方面，西方的管理理论也并非能够很好地解决西方企业的管理问题；另一方面，来自西方好的管理理论不仅能够让西方企业的管理者受益，也同样能够让中国本土的企业家受益。国内海尔、联想、华为等优秀企业的管理实践哪个没有充分借鉴现有管理理论和西方优秀的管理方式？

从科学哲学来讲，科学既表现为一套知识体系，也体现为学者们基于一定范式的专业活动。在当前的西方管理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范式问题：第一，范式作为精神工具，学者们漠视共同信念的建立，而只是关注构念（construct）开发与拓展新的研究变量之间的关系；第二，范式作为实用工具，实证与实用主义过度盛行，无论是学者榜样还是研究范例都往往问题严重。因此，本土管理研究不仅应该承担起理解本土管理现象的使命，也需要承担起发展普适性管理理论的使命。二者的结合要求我们选择更加合适的管理研究发展路径，也需要研究者在本土企业加强国际化的时代积极探索什么样的管理理论能够更好地指导中国企业在全球的管理实践。

第三，注意思考和分析本土管理研究的范例及其作用。研究范例在科学范式的形成中具有重要作用。本土管理研究已经涌现出几个典型的范例，论文作者多有提及。例如，差序格局、家长式领导、中国式“关系”等。如何看待这些范例，会直接影响人们关于如何进行本土管理研究的看法。

例如，“家长式领导”作为一个本土领导风格的理论构念，是否是一个好的理论构念？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组织中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吗？领导风格等同于领导者个人的行为风格吗？威权是否属于领导风格的范畴？到底什么是领导？威权在西方企业中也存在，为什么没有纳入领导风格的范畴？这些问题是值得思考的。现在有人把“abusive supervision”写成“abusive leadership”或翻译成“辱虐领导”，这都是错误理解领导（leadership）的结果.

再如，研究中国社会“关系”的本质及其运作模式服务于什么？是否因为传统中国社会成员重视关系网络构建和存在利用关系的习俗，我们就要探索关系原理以指导管理者更好地构建和运营“关系”？作为管理学者，是否应该正视“关系网”的社会危害，在研究“关系”时需要增加新的视角以抑制“关系”的负面作用？

也需要思考是否一定存在中国特有的本土管理理论？或者说是否存在只适用于管理中国人的本土管理理论？这样的管理实践虽然存在，是否值得保持和发展下去？在中国企业不断增强国际化的今天，管理实践需要本土化，是否意味着也需要本土化的管理理论？国际化的企业需要什么样的管理理论来指导管理不同国家的员工？为什么欧美企业的管理模式往往能够更好地管理中国人，而本土企业在管理西方人时往往出现更多的困难？家长式领导和关系网需要继续弘扬还是需要加以改造与变革？

相关文献还有很多关于具体研究方法的探索与讨论，相信读者自有自己的判断，我这里就不再赘述了。我希望提示的是，论文中有些作者对管理学本身的信念需要商榷。与自然科学的历史长河相比，管理学研究的历史还很短暂。科学的本性就像婴儿的成长过程一样，只有成熟到一定程度才能真正显现出来。我们如果急于催熟管理学，或者把尚处于幼儿时期的管理学看作成年的管理学，都会形成错误的科学（包括管理学）信念，犯历史性错误。